习仲勋：为群众办事，不要怕错，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
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 辑室对方苞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方苞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8日上午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4楼会议室
人物简介：方苞，1931年12月出生，广东东莞人。1949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参军，1953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莞县公安局预审员、侦查员、副股长、股长、副局长、局长。1965年，任中共东莞县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代理书记。“文化大革命”期 间靠边站。1971年11月，任惠阳地区革委会保卫组五办主任、公安处副处长。1973年11月至1983年12月，先后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 书记，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时设第一书记）。1984年1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珠海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93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常 委，先后兼任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1993年至1998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0年至2008年，任广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
我一直记得习仲勋同志说过的话：“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纠正过来；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百姓会更信任你。” ——方苞
采访者：方书记，您好！习仲勋同志在群众路线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访问一些像您这样曾经和他共事的老同志，想把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还有他积极践行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采集和汇总一并整理出版，方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方苞（以下简称方）：你们这个选题非常好，很有针对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提高年轻一代对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的认识， 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传承发扬下去。帮助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样做也有利于当前各项事业的发展。
我们党从建党之初一代一代延续到现在，都十分重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和国家的命运、党的 事业、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的。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依靠它取得了政权，今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依靠它。 毋庸讳言，我们党的历史，过去也曾多次犯过脱离群众的错误，但一经察觉，也是依靠它去克服这些错误。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年轻一代，缺乏这方面 的实践和深刻体会，通过宣传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深化认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才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中国 梦才能实现。
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毛主席就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以后的一些重大决策，特别是改革开放 的决策，是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党的宗旨意识很强，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十分关心百 姓的冷暖苦乐。他和人民群众心连着心，他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总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首位，他是坚持党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 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熏陶，几十年在基层的工作实践，长期接触群众，特别是仲勋同志当年宝安之行和改革开放决策所体现出来的坚持群众路线 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希望你们认真下功夫做好。
方苞日记，记录了1978年习仲勋到宝安视察工作的情况。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您在宝安任县委书记，所以您对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这一段所做的事情肯定是非常了解。特别是1978年，习仲勋同志来宝安视察工作，您当时是一直全程陪同他的，那么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您记忆中的习仲勋同志与您眼中的群众路线？
方：先讲仲勋同志在广东深得民心的几件大事。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粉碎“四人帮”只有一年多，正是“百废待举”，“积重难返”。仲勋同志面临很多艰巨任 务：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要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好城市的鱼肉蔬菜供应，也要解决农民温饱、脱贫致富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每件事都 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没有一件小事。解决好每一件事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仲勋同志到广东后，很快就抓紧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大的五件事。
一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抓紧各级党委整风，从省委，到地委，到县委，层层整风。同时，积极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遗余力地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教育。
我参加了地委、县委两级整风，领导班子成员都联系“文革”期间的表现，联系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检讨个人应承担的责任，首先班子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然后在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听取大家批评。地委、县委各用了20多天时间。整风会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严肃认真，有的痛哭流涕，有的 检讨几次才获得通过。
各级领导班子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实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反思“文革”期间对“四人帮”“左”的那一套盲目跟进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实际上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也为如何突破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的僵局，增加了独立思 考，敢于创新的胆量。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文革”期间，广东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遍及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他工作无法开展。习仲勋同志坚 持实事求是精神，抱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抓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还抓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次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 倾、反地方主义）遗留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当时有争议的错案，他也花大力气去统一认识。他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旗帜鲜明，非常认真，非常得力。 这是大家公认的。他不回避矛盾，敢于决断，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因为他从心里想着群众，想着党的事业。
三是仲勋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农民、农业、农村工作。他对“三农”付出心血之多，工作强度之大，也是大家公认的。他1978年4月到广东，当年7月到8月， 他就跑了3个地市、20个县，当时广东省约100个县左右，他用两个月时间跑了近1/5的地县，从粤东到南部沿海，珠三角这一带，他都跑遍了。广东的七八 月是最闷热的时候，广东与北方对热的感觉不同，南方是湿热，浑身黏糊糊，透不过气，很难受。仲勋同志长期在北方生活，对广东的酷暑很不适应。他当时已上了 年纪，在暑热的环境里，他马不停蹄地进行着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当时不少地方没有空调，有的甚至没有风扇，他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流，他用毛巾一把一把地擦 汗，用把葵扇一刻不停地在扇，确实很能吃苦。因为他一心想着群众，迫切地想把广东农业搞上去，才那么拼命去干事。
四是解决好边境和沿海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问题。偷渡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现，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广东发生过三次群众 性偷渡潮，广东历届省委领导都认真抓，也有成效，平息了风潮，但多是治标，在治本方面效果不明显，而1979年的偷渡潮正是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发生的， 仲勋同志标本兼治，特别是在治本方面下大功夫，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我1957年和1962年分别担任东莞县公安局副局长和局长，前两次平息 偷渡潮我都参与了。1962年的偷渡外流风，每天成千上万群众往香港偷渡外流，惊动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求广东省委一个月内刹住偷渡风，在北 京开会的省委书记陶铸同志电告在省里主持工作的同志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到宝安召集附近四个县的公安局长开会，在讨论如何在短时间制止偷渡潮时，我根据 1957年的经验提了个建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层层堵，不仅在边界堵，还要从内陆往边界的公路上多设民兵卡哨去堵。”虽然半个月遏制住了偷渡潮，但这 种方式是治标，不是治本。
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多次到边境社队深入调研，把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潮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抓住了，就是粤港两地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文革”十年尤甚。他下定决心通过发展经济扭转这一局面。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仅看到我们的政策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而且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去解决这些政策和体 制问题，取得了标本兼治的效果。他是一个敢说、敢干、敢担当的领导干部，他同意宝安县委提出的：恢复边境贸易；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下放权力给 宝安县审批；引进港商投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大力推进供应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基地建设。边境农村从此跳出高度集中的、封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走出一 条生路。这是解决偷渡问题的治本之策，对症下药，一抓就灵。边境经济从此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两三年，边境多数农民的经济收入接近或达到香港新界农民 的水平。1980年底，境内群众性偷渡外流香港风已经刹住，过去偷渡滞留香港的农民在1981年以后回境内定居的逐渐增多，广东群众性偷渡外逃风这个老大 难问题，从此获得圆满解决。
五是为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仲勋同志思想解放，敢说、敢干、敢担当。他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敢于作出同意恢复边境贸易，扩大过境耕作，下放引进 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审批权给县等改革开放的决策。省委无权决定的，他敢于向中央反映，建议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经济体制、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 方面先行一步。用改革开放去转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积极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左”的政策，这是刹住偷渡潮的根本之策，也开创了广东经济发 展的新局面。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者和早期领导人，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他为我国开辟改革开放新纪元作出重要贡献。
仲勋同志刚刚结束了十多年被错误关押审查的生活，就敢于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前人未敢作出的决策；在职权范围外，又敢于向中央呼吁，为了什么？为了人民，为了 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为了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不顾个人得失、进退、荣辱、安危。这反映了他的群众观念强，坚持党的宗旨好。同时，也是他深入基层 调研，倾听群众呼声的结果，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结果。他在广东主政两年八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能够有那么大的魄力，那么果断地作 出如此重要的决策，说明他无私、无畏，敢说、敢干、敢担当。现在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一直受到广东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工作方式，您能否回忆起一些具体的事例？
方：好的。我再讲几件我亲历的具体的事情。
仲勋同志第一次来宝安是1978年的7月上旬，我记得当时他停留了三天，这三天他非常辛苦。第一天就到沙头角去，他非常认真地看、认真地问、认真地听，我 当时全程陪着他。他问到过境耕作的问题，我跟他详细讲了，当时宝安有7个过境耕作口。他让我带他去看看，我就带他去罗芳过境耕作口，他下了车，踩着坎坷的 沙石、泥土路，一直走到铁丝网下面，透过铁丝网看境外的土地。他实地勘察，详细地问，有多少人过境耕作，老百姓早上怎么走过去的，晚上是怎么走回来的。我 跟他反映说，因为现在偷渡形势严峻，怕有些过境耕作的农民出去不回来，所以严格挑选，一个生产队挑来挑去就挑了那么十几、二十个人符合条件，所以过境耕作 的人员比以前少。
仲勋同志隔着铁丝网看那边的土地，他问：“那边为什么丢荒那么多土地？”
我说：“因为我们出去的人少，种不过来。还因为当时粮食征购任务很重，境内土地完成不了上交粮食任务，就在境外种粮食挑回来交公余粮。本来那边种蔬菜是最 赚钱的，比种粮食的收入高十倍以上，为完成任务种粮食，没有积极性。还因为边防规定早上7点半才可以出境，晚上5点多就要入境，因为挑水淋菜要在日出之前 和日落之后，必须早出晚归，晨早5点多就要过去，下午6点多才能回来，按边防规定没法种好菜。”
我说：“边防政策如果不放宽，粮食任务不调整的话，边境百姓没法致富。”
我还说：“其实让边境群众富起来并不难，香港市场鲜活产品卖价高，学习香港农民的办法，在境外我方土地种蔬菜、养鱼、养鸡，边境农民收入就能增加几倍、几十倍。我们种水稻，一亩地收入只有几十元。政策搞得太死，农民就没有办法多赚钱。”
仲勋同志当即就说：“这个应该改，马上办！”
在仲勋同志同意放宽过境耕作政策后，过境耕作农民数量增加了，每天外出时间提早了，回来的时间放晚了，利用境外我方丢荒的土地逐渐增多了，经济效益提高 了。1978年7月，也就是仲勋同志视察宝安的当月，我们与外贸部驻香港的五丰行联合在莲塘村境外丢荒的土地上试办一个年产10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经 请示省委政法、公安领导寇庆延、王宁同志批准，莲塘村派20个农民日夜驻守在境外鸡场。从此，突破了过境耕作必须早出晚归的制度。半年后，我们又让宝安社 队每个新办年产5万~20万只的规模鸡场派20名养鸡人员，到这个境外莲塘鸡场实习培训，掌握现代先进养鸡技术和管理经验，每批驻守在境外鸡场20天。这 样，又突破了过境耕作限于边境农民的制度。这是对外开放最早的两个突破。这两个突破带来农业生产的大解放、大发展、大提高。境内规模鸡场很快发展到几十 个，再发展到几百个，而且都办得很成功，无一失败。一个规模鸡场一年赚20万元，几百个鸡场赚几千万元，20多万人口的宝安县，农民人均收入仅此项就能增 加几百元，增长了几倍。随着境外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边境农民到境内农民致富奔小康步伐大大加快。
接着，我陪同仲勋同志离开莲塘、罗芳过境耕作口继续前往沙头角，当年到沙头角走的是几米宽的泥沙山路，坑坑洼洼，面包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仲勋同志 不顾旅途劳累，下车伊始，就到中英街察看。中英街一边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边是资本主义制度，两边百姓可以自由来往探亲购物。对方商店商品丰富精美，游客众 多，热热闹闹。他到我方百货公司、供销社几间门店察看，看到商品种类少、质量差，顾客很少，冷冷清清。
接着，他走到中英街的尽头，在一处较宽的空间，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塑料花、钥匙圈和表带的零部件，桌边围着一群人，有的人领零部件回家加工，有的交加 工成品，有的领取加工费。陪同视察的沙头角镇委书记张润添边看边向仲勋同志汇报：该镇解放后未经批准擅自定居境外的有2420人，现仍留在境内的只有 1147人。1978年4月，引进境外工厂在境内发给农民厂外加工，产品有塑料花、钥匙圈和表带，村民领取加工费，镇里一个季度还收入管理费11万港元； 此外，还引进港商在农村办了丝花厂、手套厂，三个月收入加工费12万港币，工人月均收入900元人民币，比机关干部多十倍。全镇不仅没有人非法到境外定 居，原来非法移居境外的一些居民说，境内治安好，生活费用低，这些外资工厂如果继续办下去，他们也要回来定居。港商还在该镇投资挖塘养鱼，每亩年租金 900元，比农民种稻收入增加10倍，受雇养鱼的农民每月工资300元人民币，一月工资比一年的集体分配还多出一倍。
张润添同志还向仲勋同志汇报，稻草、草皮卖给香港喂马、绿化，春节采山上吊钟花出口，都能赚不少外汇。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他问我，沙头角镇的经验为何不 在宝安全县推广？我回答：（1）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到宝安规划外贸基地建设以来，全县社队都按县委部署，花大力气引进港商办来料加工厂和外资挖 塘养鱼，发展种菜、养鸡供应香港，但上级外贸部门审批手续很繁琐，审批时间长，最近才批准几家来料加工厂。由于沙头角在海关外，零部件和加工成品无须上级 审批，所以见效快。（2）沙头角稻草、草皮、吊钟花无须经海关、外贸审批，自行用边境贸易渠道出口。宝安县内无边境贸易渠道，只能由国营外贸部门经营，由 于外贸部门嫌稻草出口体积大，运输费用高，赚钱少，不愿经营收购出口。（3）60年代，陶铸同志和省委为解决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批准宝安县边境社队 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对国营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宗农产品自行组织直接出口，外汇收入全留给社队进口化肥和自用的生活资料，基层很积极，也解决了边境社队生 产、生活的暂时困难，但“文革”期间被批判为“依靠香港，建设宝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少干部因此被批挨斗，从此禁止。现在社队基层普遍希望恢复边境 小额贸易。仲勋同志听后立即表态，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
张润添同志还谈到，香港有废旧轮胎、塑料、汽车，制衣厂剩余的边角布料，请示能否捡回来？仲勋同志表态：“可以，废物利用嘛”。张润添同志还反映，香港建 设需要沙石，外贸配额管理不合理，边境遍地沙石不能出口，却在内地组织沙石出口。港商说我们遍地银币不会捡拾。仲勋同志从这几件事感到，审批权力不下放， 会费时误事，错失时机。他主张审批权力下放给县里，搞活经济。
在去沙头角的途中，他看到边防部队抓住的两名偷渡人员被铐在路旁，急着要下车询问偷渡原因，后接受我的建议，才先到沙头角。回程时天色已暗，尚未吃晚饭， 他仍坚持要到部队临时拘留所询问这两名偷渡人员。两人自称是海丰县农民，吃不饱饭、生活贫困，偷渡香港想打工赚钱养家。仲勋同志问清情况后，给两个偷渡人 员进行一些教育，指出当前虽有暂时困难，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勉励他们要有信心，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回到深圳市区已是七八点钟 了。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这种认真调研，关心群众疾苦，不辞劳累的公仆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
第二天，我陪他先到福田公社皇岗村，在边防部队瞭望哨用望远镜察看深圳河两岸村镇农田。边界河外远处高楼林立，近处千亩鱼塘。边界河内我方土地千亩水稻成 熟，收割的农民却寥寥无几。他问我是何原因？我向他汇报，征购粮食任务重，稻谷价低，亩产千斤，农民才得80元，没有积极性；全县40多万亩农田，农村劳 动力不到10万，粮食总产量3亿多斤，征购任务1亿多斤，农民年均分配仅一百多元。我又说，如果把部分稻田调整为鱼塘菜地，养鱼种菜供应香港，农民收入可 以增加十倍以上，但县委无权决定。他心里明白，又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以粮为纲方针带来的结果。
接着，他到毗邻皇岗村的渔农村，看望民兵英雄、反偷渡积极分子郭胜泉，嘘寒问暖，了解情况。村支书向他汇报，该村现有23户120人，1975年前偷渡出 港170多人。近年上级批准100多亩稻田挖塘养鱼虾，社员分配收入大大提高了，社员也不往香港跑了。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对我说，边境政策要放宽，应根 据香港市场需要，有计划挖些鱼塘养鱼虾，或改种蔬菜供应香港，集体经济巩固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制止偷渡外逃才有可靠保证。我向他提出拟拿出5万亩稻田改 为鱼塘菜地，供应香港，他表示同意，叫我找刘田夫同志（主持政府全面工作）、王全国同志（省委分管经济工作的书记）具体办理。
第三天，我陪他到蛇口镇渔业第一大队调研。该大队是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分配收入较高，近十年没有人偷渡外流，他听后很高兴。他还听到当地反映的很多 困难：境内交售鱼货，按平价结算，而远洋捕捞所用的渔船、零部件、柴油，须用高价购买或用港币从香港购买，只好把鱼货卖给香港鱼档。他知道渔民损失和城市 鱼货供应紧张都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带来的。
我还陪他到三来一补企业胶花厂和假发厂调研，在途中向他汇报发展鲜活农产品供应香港市场的外贸生产基地建设情况，他一再勉励我们：“外贸基地规划搞好了， 就要说干就干，不要观望等待。不仅可以引进外商养鱼种菜种花，还要引进外商搞工业，厂外加工也可以，泥沙石可以出口。什么能赚外汇，就搞什么。”
第二年，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区召开反偷渡外逃的工作会议谈了他在沙头角和渔农村调研获悉的两个材料，他说：“两个材料可以证明。第一个，福田公社，有个渔农 村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了170多人，剩下了23户，120多人，近年来，他们利用边境的有利条件，挖鱼塘100亩，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集体经 济，到1978年，人均分配已经达到500多元钱了，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第二个，沙头角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自从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 73人，现有人口1147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小手工业，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群众生活显著改善了。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 有几户外逃的人回来定居了。解决偷渡外逃的方针，是治标和治本并举。怎么治本呢，就是要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即 使跟香港有一些差距，也能够稳定人心，也能够减少外逃。”
此例说明了三天调研给仲勋同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他心里时刻想着老百姓的生活，想着我们党的事业，想着如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着 克服当时体制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感，一种事业心。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高尚的情怀。
采访者：请您综合谈谈习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了解到哪些重要民情，作了什么重要指示，帮助你们解决哪些重大难题？
方：我陪仲勋同志三天调研，边走、边看，我边汇报请示。主要有几个问题：
第一，我汇报了县委近期调查的边界两地农民生产发展和收入对比情况：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间，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8%，宝安农民收入年 均增长2%。“文革”前两地农民收入差距不大，到1977年两地农民收入相差是1∶30。主要原因在于：香港是市场经济，随着香港市区人口猛增，蔬菜、肉 类价格上涨快，带动了农民收入大增；他们利用积累和贷款发展机械化种养，办现代化养鸡场，菜地机械喷灌，推土机挖塘养鱼，货车运输等等，农业生产力发展 快，农民收入增长也大，实现良性循环。而境内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粮为纲，不断扩大种粮面积，粮价十年不变。农民仍靠双手劳动，收入提高很慢。两地经 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是近十年来偷渡不断上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第二，关于建设外贸基地遇到的难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规划建设出口港澳鲜活农产品的外贸生产基地。县委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大 力发展畜牧业和鲜鱼花菜出口香港，既为国家多创外汇，又能增加农民收入，还可发展机械化，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外贸生产基地建设进展情况 的同时，也谈了存在的问题：由于供港鲜活商品流通运输环节多、时间长、损耗大，外贸部门压价收购，比如：菜心在香港零售价每斤港币4元（当时汇率折人民币 1.2元），而外贸部门在内地收购价是每百斤4元，农民反映强烈，几年后才提价到8~10元人民币；活虾在香港的零售价每斤港币40~80元（折人民币 12~24元），外贸收购价为每斤0.8元人民币，卖给香港代理商是15元港币（折人民币5元）。由于出口运输环节多，活虾变死虾，到香港不值钱，外贸部 门为减少亏损而压价收购，农民收益大为降低，没有积极性。我建议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通过竞争促进国营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仲勋同志表示赞成。
第三，关于引进“三来一补”企业问题。1978年4月，国务院工作组来宝安规划建设外贸生产基地时，我们接纳了外贸部驻香港的德信行经理建议，以三来一补 形式引进外商办工业。几个月来，港商前来洽谈的多，批准的很少，引进办成的只有十几个项目。主要原因是审批手续很繁琐，上级把关很严。我向仲勋同志汇报 后，他主张审批权下放到县。
仲勋同志在宝安三天调研，边看、边听，边谈感想，边回答问题，主要有：
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有些地方破破烂烂。解放30年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现状，要尽快缩小两地差距。
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两地差距不断扩大，主要是我们政策出了问题，农民负担很重。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可以很快搞上去，偷渡问题也就会解决好的。
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把本来是对的都说成错的，一定要抓好整风，边整边改，过去“文革”搞错的，都要改正过来。
当前主要是旧的条条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港商进设备挖沙采石出口两家分成问题，吸引外商来料加工问题，边境小额贸易问题。
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抓紧行动，说干就干，要讲求实效。审批时间长，购销环节多的问题要解决好，要权力下放，简化手续。重点发展香港市场最需要、价格 高、赚钱多的种养项目，总之，香港市场需要的、价高赚钱多的农产品，你们就重点发展。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准搞的， 你们就大胆干，不要先反他的什么主义。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仲勋同志这些话实质上是告诉我们：按价值规律办事，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
他还对我说，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同意你们提的办法。关于我们要求调整几万亩粮田改挖鱼塘、种菜、种花卉，并相应减免粮食种植计划和征购、上调任务，他表示原则同意，具体减多少，回去再研究。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找田夫、全国同志。
仲勋同志回广州后，我带了书面报告找田夫、全国和黄静波等同志。黄静波同志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大家都赞成支持，于1979年2月2日以省革发21号文作了 批复。1979年3月5日，深圳建市，撤销宝安县建制，我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政法。根据仲勋同志重要指示和省革发21号文的内容，结合实际情 况，市委连续发出〔1979〕3号文、〔1980〕321号文和〔1981〕11号文，进一步贯彻落实仲勋同志和省委的重要指示。深圳农村改革开放从此迈 开大步。
采访者：其实偷渡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初就开始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不是直到习仲勋同志来了以后才制止住了偷渡现象？
方：应该这么说，仲勋同志放开边境贸易、搞活经济的一些做法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这些举措为以后彻底根治偷渡问题创造了条件，但彻底刹住偷渡风还有一个过 程。1979年上半年还有一次大的反弹。偷渡是困扰了我们约30年的老大难问题，解放后有三次偷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宝安县偷渡行动人数 6000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约5000人；1962年偷渡行动1.5万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约1.2万多人；1979年深圳市偷渡行动9万人次，最多一 天偷渡行动2万多人次，这年越境定居香港3万多人。
采访者：深圳建市会给群众带来希望，为何突然一天发生2万多人偷渡行动？
方：偷渡最根本原因是境内外两地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扩大。1979年5月6日突发性2万多人偷渡行动，还有一个决策失误的原因。1979年5月2 日，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到深圳收容站检查工作，由于当时偷渡人员多，收容站床位少，仓容挤迫，天气潮湿闷热，汗臭味重，副部长在站内偷渡人员大会上讲话，带 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回到省里，向仲勋同志和省委汇报了情况，提出了意见。仲勋同志一直是强调禁止对偷渡人员打骂、虐待的，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听说偷渡人 员被关押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马上就火了，当时他在省委主持开了个常委会，要求马上改进。他强调，你既然关不下，何必还要人硬挤着？很不人道，关不下就要 放人嘛，何必一定要关着他？何必一定要送他回原籍？让他们自己回去就行了嘛！
5月5日上午，黄静波同志到深圳向市委四位正副书记传达省委意见，批评我们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要求我们当天就地放人。当时我们汇报解释：收 容站床位只有300个，港英当局每天遣返偷渡人员400多人，多时千人以上，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深圳人，需要运回当地公安部门处理。但运输车辆只有3台， 我们每天送偷渡人员回原籍一百多人，每天滞留二三百人，积留在收容站经常超过千人，这是仓容挤迫的原因。我们要求省里再拨20台汽车运送，才能解决好这个 矛盾。黄静波同志表示无法帮助解决汽车困难，但又坚持当天就地放人。虽然我们一再说明：根据历史教训，如果今天在深圳就地放人，三天之内，群众性偷渡行动 高潮一定会出现。但是，静波同志组织观念强，要求市委坚决落实省委决定，甚至说，如果真的出了问题，市委不用负责，由省委负责。争论了整整一个下午，最 后，市委无奈，只好按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当晚释放收押的几百名外地偷渡人员。5月6日中午，一则谣言在民间流传甚广：市委犯错误了，受到上级批评了，上 级决定今晚7时放人出港。在这则谣言的影响下，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当天偷渡行动2万多人。由于市委采取坚决劝阻堵截的种种措施，当天偷渡出境的据统计只 有800多人。但是，事后在这2万多人的带动下，转变为经常性的小股行动。虽然全市各级干部劝阻堵截工作持续不断，许多人做到精疲力竭，但是仍然未能遏制 住这次偷渡香港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全市偷渡行动达9万多人次，越境定居香港的达3万多人，还影响广东全省。
为遏制住这次偷渡潮，1979年6、7月间，仲勋同志和省军区司令、政法委主任、公安边防部门、口岸办等多位领导三次到深圳调研，先后到公安局、边防分 局、收容站与干部座谈，了解情况，调研原因，商讨对策。仲勋同志在多次座谈会上承担了1979年5月6日发生的群众性偷渡潮的责任，没有强调客观原因，没 有强调历史原因，更没有诿过于人。当时，深圳干部对仲勋同志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感到敬重和赞扬。
为群众办事没办好，或者办错了，群众不想听你解释，不想听你推卸责任，他们就希望你承担责任，希望你能把后面的事情做好。我一直记得仲勋同志说过的话： “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纠正过来；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 百姓会更信任你。”你看，他是多么胸怀坦荡，多么了解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主观认识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符合客观实际。一旦犯了错 误，出了毛病，就要勇于承担责任，尽快改正错误。这样，人民才会更相信你。我们干部从这个事例中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可以学会如何对待错误，如何对待 群众。
采访者：面对当时偷渡的严峻形势，习仲勋同志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责任，并且通过艰苦的努力扭转这个偷渡风潮，那么在这期间习仲勋同志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您能帮我们回顾一下吗？
方：好的。1979年5月初的群体性偷渡潮，对仲勋同志压力很大。他全力抓反偷渡，省成立反偷渡小组，他自己当组长，全省各级干部都投入这一任务。这一 年，仲勋同志特别辛苦，不仅有繁重的日常工作要抓，而且多次往返深圳、珠海、惠阳、中山及偷渡最严重的市县，布置反偷渡工作，检查落实，解决困难。
我最近找出的工作笔记本记录：1979年6月20日，仲勋同志到惠阳召开东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接着到附近县市检查落实。接着到珠海调研，在珠海召开西片 的反偷渡工作会议；6月30日上午从珠海到深圳，下午就听取深圳、惠阳两地市汇报。他布置从省里带来的部分干部包括新华社记者到收容站调研；规定两天碰头 一次，汇报情况，研究解决问题。7月1日我陪他到沙头角去了，看沿途偷渡的情况；7月2日他到收容站去检查，并听取了省口岸办主任、政法公安及边防管理局 干部、新华社记者在收容站调研的汇报。
在汇报会上他有很多插话，从插话中我们发现仲勋同志当时对情况掌握得很具体，所以他一坐下来就先讲：“昨天遣返偷渡人员途经东莞塘厦时，被群众阻拦，搞开 了车，偷渡人员跳了车，跑了140人。群众围攻我们，要求放人，他们为什么对偷渡人员同情，而对我们不同情？我们为什么这么脱离群众啊？脱离群众，是不会 有好下场的。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很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仲勋同志还说：“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总是说有敌人煽动大家往香港跑，这么一讲，往往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了敌我矛盾。我们的收 容站管理混乱，存在很多问题，偷渡人员管理偷渡人员，偷渡人员打偷渡人员，有一个哑巴打人很凶，为什么这样做呢？其中有20个人被关押了一年，为什么？你 们很多同志汇报的，讲的和做的不一样，言行不一致。为什么这样搞呢？这样搞对党有利还是不利呀？这说明还是林彪、‘四人帮’的余毒未清。”
他说：“现在的情况这么严重，要反思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对头。我们对偷渡人员绝对不能歧视，不能打骂，不能虐待，你们要把真实情况搞清楚，调查清楚，再汇报 清楚。你们一点也不能隐瞒，不能感情用事。你们要用党性来担保，不能作假。现在很多形而上学的东西，片面性很大。大家一定要杜绝这些。”
在听完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寇庆延同志发言后，他表示完全同意，并大力表彰边防部队和铁路部门在反偷渡外逃风上做得好，要我们向他们学习，同时肯定了大家 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部署工作时，强调反偷渡要标本兼治。治标，就是把对偷渡人员的拦堵、收容、遣送、教育工作都要做好。他说，现在发现有些地方把抓到的偷 渡人员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收，回到农村又要罚款，这个问题一定要改过来。遣送偷渡人员回原籍的车上要带些干粮、水，以备急需。他指出，惠东县对抓到的偷渡人 员体罚，让他们淋雨、晒太阳，甚至挨打，今后决不允许再犯。现在遣送转运偷渡人员的工作比较乱，一定要纠正过来。
关于治本问题。他强调：一要抓好基层班子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工作。要教育基层干部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引渡犯、坏人、走私的，要打击， 指使子女偷渡、煽动包庇偷渡的干部，要撤职，要开除，以伸张正气。宝安有些干部送子女偷渡到港的问题，要通过整风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不能全心全 意建设四个现代化。一般偷渡人员属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对他们态度要好点，使他们一进收容站就有温暖的感觉，要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不能 歧视。二要抓好发展经济，特别是要重视抓好农业生产。今年农业无论如何要打个翻身仗，要抓好夏收夏种，能多种一些就多种一些，大办养猪场、三鸟场，为水稻 增产提供肥料，保证市场供应。三要抓好学习。工作越紧张，越要抓紧学习。要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要抓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学习好，领悟好，要 结合实际学点辩证法。要学习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学会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树立群众观点，正确对待群众。学习法制，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他还说：“原来收容站是公安管的，公安习惯于用对付敌人那一套对付收容人员，现在用民政局代管，不要公安局管。要彻底改变这种做法，公安管的，很多做法是违法的，是违宪的。”自从仲勋同志说了这话以后，偷渡问题都归民政管了。
新华社记者在收容站找了20个偷渡人员谈话，在会上反映了收容站的几个问题。一是吃水难的问题，因为人很多，人要吃水，做饭、洗澡要水，厕所要冲水，水供 不应求。因为抢水，收容站里面有打架现象。管理人员送水到收容仓内，你挤我，我挤你，就打架了。记者建议把自来水管接到仓内去，让偷渡人员能喝上水，能洗 上澡。这位记者说：“我谈了20个人，只有两个人表示以后不偷渡了，其他人都说还要走。”
仲勋同志听了这些情况，就说：“像这些直接关系到偷渡人员生活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否则问题会越闹越大。现在口头说得多，实际做得少，这就是作风问题。你 们赶快带一批干部下去，把水的问题尽快解决。没有水，就挑水去！我们的政策不调整好，将来矛盾会更加激化的。现在我们的官僚主义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不 能再这么下去了。”
当时他对收容站的管理工作很不满意，他在会上说：“收容站管得太坏了！要偷渡人员管偷渡人员怎么行？你们应该派几个工作人员去做饭给他们吃。收容站条件那么差，让偷渡人员受罪，这叫什么政策？共产党怎么能用这样的政策！”
当时边防局长就讲了他们面临的困难：“我们也雇了人来做饭，但是人手不够，现在是按收容人员300名定编制，而一天收容进仓的偷渡人员有800名，仓容和 工作人员都严重不足，造成目前的混乱。要求增加人员编制和场所，至少也要增加1400平方米，可以容纳1400人才行。”
仲勋同志说：“现在收容站面积800平方米，使用面积只有600平方米，如果关人的话，1.5平方米关一个人，可以关400人，如果紧一点可以关600 人，边防部队抓到偷渡人员最多的一天，有3000人，根本关不下，只能放到车棚那里去了。原来你们就应该汇报这个情况，早汇报，早解决。而且你们应该多分 几个点，不应该聚集那么多人，每个点搞1000人左右，多搞几个点。一个点搞得太多了不行，把几千人关在一个点上，怎么管理呢？”他还说：“第一步，先把 现在的收容站改造好，管理好。第二步就把收容站分开，一个收容站最多关1000人，家属宿舍和收容站不要建在一起。”
当时下边有很多困难，仲勋同志都在努力帮助我们解决，他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转运偷渡人员的车辆。他把中央拨来的140万元专项经费，分配给深圳20万元，惠阳、佛山、汕头各10万元，省留的用做机动经费。
仲勋同志通过深入调研，知道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埋怨消极情绪，他把解决基层干部思想认识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抓得非常紧。当时我们在市委党校办了一个全市农村 基层村支部书记学习班，有200多人参加，解决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仲勋同志获悉后要和支书座谈，也要求和他一起来的省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与支书座谈。
从7月2日到7月5日，仲勋同志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参加学习班的支部书记多次座谈。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支部书记共有19名，其中松岗大队支书李镜 华、凤凰大队支书文富祥两人均作了三次发言。他们首先汇报当年5月6日群众性偷渡外流的情况和影响，其中不少怨言，谈的最多的是这次群众性偷渡潮产生的原 因和方针政策存在的问题。一是上级只重视抓粮食生产而不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收入分配提高太慢。二是粮食征购任务不断加重，机耕费用高，农村教育和合作 医疗负担重，支出连年增加。粮食增产不增收。征购任务重的社队社员连吃饱饭都有问题。三是坚持在家种田的老实农民与子女偷渡香港户的经济收入悬殊。偷渡人 员在香港赚钱，汇款回家还享受侨汇优待，没有子女偷渡的纯农户买不到他们能买到的工业品，还要为他们负担公余粮任务，平价供应他们留家老人小孩的口粮，大 家认为不偷渡吃亏。沙头大队支书陈耀林埋怨上级矫枉过正，对煽动偷渡者、为首者、引渡者打击不力，抓了又放。有几个支书发言怀疑上级有意放人出港。观澜公 社库坑村支书潘荣生埋怨说，过去政策极左，现在来个180度大转弯，把偷渡人员当华侨优待，“纯农户”儿子结婚建房却买不到钢材，“偷渡户”收到汇款还有 侨汇优待证就能买到。现在当干部很难，跟共产党走30年不如外逃两个月的偷渡户，埋怨政府政策鼓励农民偷渡外逃。坪山公社金沙大队支书黄再九说，今年偷渡 严重跟政策放松有关系，希望上级不要一时紧，一时松。
几位支书说，现在人想偷渡，原因是政策多变。附城公社皇岗大队支书庄炳祥说：现在开放政策是好政策，“开关兴国”，但政策很不落实，引进外资手续繁琐，港 商合作挖鱼塘要盖11个章。有些生产队长埋怨：“千长万长，最衰当队长”。公明公社东塘大队支书说：政策多变，今天讲，明天变。民间流传：“打赤脚的讲话 无谱，坐单车的埋头埋脑，坐吉普车的有些谱，坐飞机的说了才算数。”“机关干部乱入户，青年乱偷渡，妇女乱砍树。”“大官送上门，小官走后门，社员看窗 门。”有的支书说，三大差别越来越厉害，当农民没有出路，以前喜欢当农民，现在埋怨当农民；有些生产队长已偷渡，有些生产队长说做完今年就不干了；有的干 部讲家史，教育子女不要偷渡，反而挨子女骂，他们认为当前唯一的出路是“向南飞”。
松岗公社松岗大队支书李镜华说：“党的政策要取信于民。这几年政策常变，没有亲人外逃的纯农户不但要替偷渡户多承担他们的那份公余粮任务，还要按平价供应 偷渡人员在农村的老人小孩的口粮。他反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100斤水稻为12元，一台风扇190元。偷渡人员在港月赚工资1000元，汇款回家可以 买很多工农业产品，纯农户口粮不够，还要完成活猪上交任务。大家认为不偷渡的人吃亏。不解决好偷渡户和纯农户的矛盾，社员没有积极性。”有的支书说，因为 政策不对头，社员没有积极性，集体出勤是“一看二等三迟到，四慢五懒六并企（站着不动），七嘴八舌谈天地。”
采访者：这次会议上，十几个支书的发言，使习仲勋同志了解了很多情况，特别是文富祥同志的发言，对习仲勋同志触动很大，这些发言，对他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是否有影响？
方：是的。文富祥同志前两年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前我还和他见面多次。前几年党史部门的同志找我谈当年的情况，我找文富祥核实过。他跟我讲：“习书记一问， 我就怕了，当时会场有个民警在那里走过，我害怕习书记让民警把我抓起来，好在你给我讲了几句好话，救了我一命！”我说：“仲勋同志性格比较直，有话直说， 如果认为你说的不对，他会批评你，肯定不会抓你的。他从来没有整过人。”文富祥说：“我现在当然知道了，只是当时害怕嘛！”讲到这，我们都笑了起来。
实际上，无论是文富祥的发言，或者是其他大队书记反映的问题，还是他亲眼看到的边界两地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的现实，都对仲勋同志的触动很大。原来我们一 直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文革”以后，我们明显落后了，这是公认的事实。仲勋同志这样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信社会主义一定战胜 资本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不会改变的。仲勋同志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他亲自看 到边界两边的差距，听了莲塘收容站那两个人说的话，又听了文富祥和其他支书反映的情况，我国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比香港落后的现实，鲜明地摆在他的面 前，他对我们目前存在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他脑子里一定会反复地思考：为什么？怎么办？如何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后来建议改革开放，让广 东先走一步，划出几块地方搞试验，建立经济特区，是他面对现实思考的结果，也是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干部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的结果。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两年里多次到宝安（深圳）调研，推动改革开放，是否因为他具有很强的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
方：是的。仲勋同志群众观点很强，听了19名支书发言，虽然其中不少是逆耳之言，但他能够听得进去，而且为边界两地经济发展，百姓生活的差距不断扩大而着 急，他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认识到，这些问题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缺陷，与我们的政策决策失误有关。是权力过于集中，束缚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灵活 性，造成经济发展长时间停滞不前，使境内外农民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他不深入边境地区调研，不与支书座谈，不直接询问偷渡人员，他了解的情况不会这 样多、这样具体，对两地差距之大和产生的原因不会认识这样深刻。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实践的结果，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结果，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知政失者在草野”。仲勋同志多次深入边境“草野”之地调查研究，亲临边境视察粤港两地发展的差距，十分重视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从民怨中知 “政失”，从逆耳之言中寻找形成差距的原因，从沙头角、渔农村这些基层成功实践中获得治理“政失”的良策。为百姓利益他不顾个人进退得失荣辱，对下敢放 权，对中央敢反映实情，敢讲真话，敢于向中央呼吁向下放权。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坚持民主集中制，经省委认真 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呼吁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创建经济特区。从此，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现崭新局面。因此， 我认为，为群众利益敢说、敢干、敢担当，在个人职权范围内敢作决策，在职权范围外，敢向上级反映实情，敢为民请命，是地方领导干部最可贵的政治品质和优良 作风，也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体现。仲勋同志正是具备这种最可贵的政治品质和优良作风，所以能够在历史大转折期间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和下放权力给宝安县审批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等重大决策后，宝安产生哪些重大变化，偷渡风这个老大难问题何时才获得圆满解决的？
方：仲勋同志1978年宝安调研后，省委批准5万亩稻田改为种菜养鱼，一年后又批准深圳市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自主决定把粮田改为菜地鱼塘的数量， 这是改革以粮为纲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恢复边境贸易后，边境小额贸易与国营外贸部门在购销和出口农产品方面竞争的结果，既推动了 外贸管理体制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又促进口岸管理的扩大开放，这是又一个重大突破。边境小额贸易和外贸基地的发展，促使我们学习境外现代化农业种养技术 和先进管理经验，学习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种养业的科技水平，大大促进农村的商品生产。农村从包产到户、个体种养经营，迅速走上农业生产 的规模化、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并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道路，这是第三个重大突破。三个重大突破促进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率的迅速提高，大大加快农民脱贫致 富的步伐。以养鸡业为例，1978年前，宝安是传统的家庭养鸡，每年提供出口的活鸡在4万只到6万只左右；在习仲勋同志1978年7月视察后，我们与外贸 部驻香港的五丰行联合在附城公社莲塘村境外我方土地上，联办一个年产10万只活鸡的养鸡场。获得成功后，市成立养鸡公司，与社队联办年产5万到20万规模 的现代化养鸡场，逐年迅速增加，每个新建鸡场派20名养鸡人员到境外莲塘鸡场实习培训20天，所有新建鸡场推广现代化科学养鸡技术，都获得成功。1979 年向香港出口活鸡22万只，1980年新建规模鸡场23个，出口活鸡44万只，1981年出口114万只，到1984年，规模鸡场208个，出口香港活鸡 485万只，是1978年的120倍；1987年出口活鸡900万只，创汇1.3亿港元；1990年发展到412个规模鸡场，活鸡上市量2255万只，出 口量1685万只。
我们率先运用市场经济体制对养鸡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养鸡公司从畜牧局分离出来，根据市场供求预测，与养鸡户签订供销合同，年产10万只商品鸡规模 的鸡场，由养鸡公司给70万元的贴息贷款，公司向养鸡户提供鸡苗、饲料、防疫药物和收购活鸡出口，双方议定购销价格签订合同，只要养鸡场养鸡成活率达 80%，养鸡户提供的每只商品鸡可获纯利润2元。市场风险由养鸡公司承担，养鸡公司从出口活鸡获得的外汇进口家电获利去补贴。年产5万只商品鸡的专业户， 一年可获利10万元，大大超过当时香港新界一般农户一年的纯收入，大大提高专业户养鸡的积极性，养鸡业因此获得几何级数增长。农民因此也加快了脱贫致富的 步伐。
同时，我们推进种养结合，集约经营，每个年产5万只鸡场或500头猪场，配套建立1000亩鱼塘、菜地或万株荔枝果场。鸡粪、猪粪用来养鱼、种菜或作果场 肥料，畜牧业带动了水产养殖业和蔬菜、水果种养业同步大发展，既可减少污染，又能节约成本，相得益彰。活猪出口量，1979年1.79万头，1989年 16.3万头，创汇1.5亿港元；牛奶出口，1979年1107吨，1989年达1.6万吨。十年各增长十多倍。1978年宝安向香港出口蔬菜16万 担，1986年达129.8万担，8年增长8倍；淡水养鱼从1978年的7000亩发展到8.3万亩。海水养殖引进日本技术，推广吊养蚝和网箱养鱼，每年 产鲜蚝3万多担，出口2万多担；新种万株荔枝果园17个，约7.1万亩。1981年以后，宝安农民通过种养业年收入万元的农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收入 和生活水平已达到和逐步超过香港新界农民；80年代中期，十万元户、几十万元户和万元户村大量涌现。1989年鲜活农产品出口总值10亿港元，比1979 年增长15倍，年均增长32%，特区外围农村，形成相对富裕地带。农民从先富起来的专业户看到了希望，普遍认为，在家种养比偷渡到香港打工收入高，不再盲 目往香港跑了。到1980年底，偷渡风已经刹住，过去偷渡出境的农民回来定居的逐年增多，困扰我们30年的老大难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也为特区发展提供稳定 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再谈谈通过引进外资，大办三来一补企业，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情况。根据仲勋同志1978年在宝安三天调研的指示精神，宝安县委正式向省委、 省政府写了书面请示报告。1979年2月2日，省革委〔1979〕21号文批准宝安县革委的报告；3月，深圳市成立，市委连续发出〔1979〕3号文、 〔1980〕321号文和〔1981〕11号文，重申审批权下放到县，制定搞活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县、镇成立引进外资办公室，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 间，大大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特区外宝安农村出现。1978年7月仲勋同志到宝安调研时，三来一补企业只有一二十家，年底收入 工缴费只有120万元。到1979年6月统计，港商入境洽谈240户，三来一补企业144户，已办成来料加工厂60个，分布在19个公社（全市22个公 社）。到1983年，三来一补企业已达2500家，遍及全市200个行政村，村均10多家，带动农户自建厂房、房屋出租，村民为工厂提供各项管理和劳务服 务，农民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5年底宝安出租厂房2.52万栋，5962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每年租金约100多元，每年仅此项收入就有60亿元，人均 约2万元，此外，农民还出租住宅128万套（间），共4591万平方米。种田转为建房出租，收入大增。
1981年，特区外的宝安县，国内生产总值1.94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1187万元，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农民人均收入327元。1991年，宝 安县GDP为39.32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2.69亿元，十年两项都增长约20倍，农民人均收入1900元，十年增长5倍多。2001年，宝安、龙岗 两区（即1981年宝安县所辖面积）GDP为475亿元，20年增长200多倍；2006年GDP为2580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超过百亿，是25年前 的1000倍，出口总值720亿美元，是25年前的7000倍。宝安原来每个公社农村人口1万左右，城镇人口约一两千人。30年后的今天，大的镇人口已达 100万，一般镇人口也有30万到50万，原来几百人口的小村庄，现在多数成为万人以上的小城镇，1981年特区外宝安县人口约20余万，现在全国近 1000万农民在此就业。过去偷渡出港回来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投资种果种菜，挖塘养鱼，有的引进或投资三来一补企业，有的捐款办学校、做慈善公益事 业。
采访者：你说偷渡是困扰二三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两三年就获得圆满解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是什么？
方：偷渡问题，历届省委都很重视。境内外经济发展和两地农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是偷渡风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大家对此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解决。 但是，当时“四人帮”还当权，“文革”未结束，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地方干部谁都不敢公开质疑，更无力改变。仲勋同志主政 广东，两三年时间内就解决好这个老大难问题，既有当时环境、政治气候等客观因素，也有仲勋同志本人素质、经历、思想、作风等主观因素。粉碎“四人帮”，结 束“文革”，全党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各级党委层层整风，总结反思过去教训，研究分析存在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促进各级干部解放思想， 发扬民主，有利于集中群众智慧，都是当时最重要的客观环境和政治气候。仲勋同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批评与自我批 评，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还有他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威望和影响，则是主观因素。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他主政广东两三年时间，能够圆满地 解决好困扰我们二三十年的偷渡问题。
1997年12月，习仲勋在深圳与方苞在一起。
采访者：通过您回顾的这些习仲勋同志践行群众路线的方方面面，能否谈一谈您对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什么看法？
方：为民、务实、清廉，是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解决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为民，是党的宗旨，是群众观点的核心，是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必须具备的人生 观、价值观。党的宗旨意识强的党员干部，一定能够清廉，一定有深入实际调研，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作风。因此，教育实践活动首先要在党员干部中 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仲勋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作风，认真剖析严重违法违纪贪腐分子变质堕落的原 因，运用正反典型是提高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有效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同时，抓住群众强烈反映的突出问题，认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打虎拍蝇”，严肃查处违反 “八项规定”的党员干部，清除百姓最痛恨的贪腐奢靡之风，以及费时、失事、损民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符合民意，深得民心，不少干部群众说，我们党和 国家大有希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 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的制度。可以预见，一定会产生长远效果。我们相信， 随着这些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以及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新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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