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走出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从内战漩涡走向救国救民战场的壮举，不仅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也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更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坚持民族利益为重，率先吹响抗日号角，唤醒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事变，武装侵入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严厉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公开对日宣战。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宣言，提出在三项条件下，与全国一切真正抗日军队签订对日作战协定。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到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就发展成为东北抗战的主要力量。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吧！”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主张全军全民总动员，“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获得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名国内著名人士的签名和同意，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1933年11月22日，驻守福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公开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派代表和红军谈判合作抗日，并签订初步协定。可惜这一打破围剿的好时机，被“左”倾教条主义者当做是“欺骗群众”的举动，因而没有采取直接支援行动，致使蒋介石在打败十九路军后完成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包围。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时局维艰、自身存亡面临严峻挑战的危急状况下，仍然奋力举起抗日大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民族立场和担当精神。
坚持从实际出发，为实现抗日主张，毅然踏上了寻找新的革命落脚点的艰辛征途。就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唤醒民众的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不断地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尤其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围剿”。正当中央红军全力应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之时，临时中央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根据地逐步扩大，毛泽东等人被完全排斥在领导机构之外。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还将军事指挥权交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结果，使根据地损失了90%，生与死的考量异常严峻的摆到全党全军的面前。为了以实际行动宣传和推动抗日，同时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区转移，迈开了北上抗日的步伐。10月，打破第五次“围剿”无望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拉开寻找新的落脚点的序幕。在占领贵州遵义之前的两个多月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地位，为党中央选择正确落脚点提供了组织保障。会后，新的党中央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先后经过多次选择，最终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消灭红军的企图，胜利结束了长征。这一选择的过程，不仅是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也是一步步向抗日前线奋进的过程。1936年6月上旬，红一方面军翻过大雪山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暂时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就在会师联欢会上指出：两军会师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但在寻找新的落脚点的方向上，党中央与张国焘产生了北上与南下的分歧，进而导致分裂。为落实北上抗日救国方略，党中央毅然决然率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迅速北上，与先期到达甘肃俄界的一军团汇合，并在俄界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党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后，按照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制定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系统解决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红军长征胜利落脚陕甘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独立自主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开始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付诸实践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坚持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通过联合抗日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党中央落脚陕甘后，为了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党中央、毛泽东实施了以西北局部联合抗日局面推动全国联合抗日局面形成的统战策略。1935年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挫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党中央、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甘红军以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因分别损失近三个师和三个旅而遭到蒋介石取消番号、停发军饷的处境和现状后，认为争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团结抗日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积极了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等同志协助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员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工作。争取西北军的工作也很见成效，党中央派了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和中央特派员汪锋同杨虎城商谈合作抗日事宜，逐步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我们党还派出一些同志去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其他友军和地方武装，不断壮大抗日队伍。这样，在以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为红军全部落脚陕甘地区创造了更加有力的条件。也正是在同张学良将军的会谈过程中，中共中央经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接受了张将军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建议，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进一步完善了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联合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从这个角度说，西北局部联合的实现，对于推动全国大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十分重大。西北局部和随后全国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为我党积累了宝贵的统战工作经验。
坚持以我为主，勇立时代潮头，迅速完成了由民主革命战争领导者到民族革命战争领导者的角色转换。三军大会师与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成为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战争走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各路红军从不同的根据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在历时两年的时间里，汇聚甘肃会宁、将台堡（现属宁夏），实现了大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红军会师后，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力量，由此也增强了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杨虎城及其西北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三位一体，结成西北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信心。山城堡战役结束仅20天，即1936年12月12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并主导了事变的和平解决，由全面被动实现了战略主动，迅速完成了由民主革命战争领导者到民族革命战争领导者的角色转换。西安事变后，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我们党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影响大大提高，在全面抗战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正如1936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大会师通电指出的：“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作用。”历史的进程已经完全证实了通电的预言。而长征的过程，本身既是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移到西北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北上抗日大旗，彰显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性质，走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走出中华民族自信、迎接民族伟大复兴曙光的过程。（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